1997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。其作品《小武》(1997年)在第48届柏林电影节等7个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大奖；《站台》(2000年)获法国南特三大洲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等六个影展奖项；《任逍遥》(2002年)入围今年法国戛纳电影节。日本北野武事务所的市川尚三先生曾这样评述他：贾樟柯会成为中国电影的一代大师，他跟张艺谋、陈凯歌在题材和拍摄手法上完全不同，所以他将成为中国电影迈向世界的另一座桥梁。
贾璋柯经典语录：
我想用电影去关心普通人，首先要尊重世俗生活。在缓慢的时光流程中，感觉每个平淡的生命的喜悦或沉重。
成功并不算伟大，伟大的是那些默默承受生活的人，那需要更大的勇气。
我觉得自己是整个传统文化链条上的一环。我们不是生下来就是导演或艺术家，电影的传统、文化的、中国文化的传统对我来说不是给我实用主义的一种帮助，而是一个温暖和背景。
我们必须沿着时间的轨道，我们必须等到我们耗尽那么多的时间才能看到这样一个结果。或者得到或者失去，人与人的相遇，那些偶然的事情，那些必然的事情，都是在时间的秩序里面展开的。一切都是在时间的向度上展开的。包括我们的空间的变化，是在时间的秩序里进行的。生命就是时间。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挽留它。
我非常希望我的电影里有一种生命在里边，但是生命是没有理由的。
拍电影有点象探险，你大概知道一个方向，也知道将到达一个什么样的地方，但是一路上有什么风景，你能领略到什么，这是未知的。重要的是这个过程里面那些突然看到的、突然发现的东西。
人有的时候是善于遗忘的族群，我们太容易遗忘了，所以我们需要电影。
由纪实技术生产出来的所谓真实，很可能遮蔽隐藏在现实秩序中的真实。而方言、非职业演员、实景、同期录音直至长镜头并不代表真实本身，有人完全有可能用以上元素按方配制一副迷幻药，让你迷失于鬼话世界。
我是一个在场者，而不是一个闯入者。摄影机关切、从容不无冷静；然而它又是一种凝视与顾盼，其中暴露而出的，是一位目击者深藏的欲望，一份在冷静的凝视中隐抑的激情。
有人开玩笑说，我要跟你签约，这些话都是不负责任的，轻易不要去点燃一个人的理想。对于一个35岁的矿工来说，让他生活得更平静一些不好吗？现实就是现实。
我不会站在主流立场上来观察这个社会。
电影是一种记忆的方法，纪录片帮我们留下曾经活着的痕迹，这是我们和遗忘对抗的方法之一。
灵感和天才固然重要，但最后的决定性因素可能是坚持 勤奋 意志力以及自我缓解创作压力的技巧。
在我们的视野中，每一个行走着的生命个体都能给我们一份真挚的感动，甚至一缕疏散的阳光，或者几声沉重的呼吸。
站台，是起点也是终点，我们总是不断地期待 寻找 迈向一个什么地方。
可以不断转换的电视频道，改变了人们的视听习惯，在众多的视听产品面前，观众轻易地选择了本能需要。
对我来说，如果有一个机会让我与别人交谈，我情愿用自己的方式说一些实话。
当我们赤裸的时候，没有阶级区别。
在各种各样的脸色面前，自尊心严重受挫，理想变成了杀手。
我愿意直面真实，尽管真实中包含着我们人性深处的弱点，甚至龌龊。
不要去迷信任何人，任何事，任何机构，相信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有可能去实现自己的目标，证明自己的价值。
艺术受到艺术家的调侃，许多人似乎找到了出路——那就是与艺术迅速划清界限。 他们将创作变成了操作， 在躲避实用主义者的挤兑的同时，使艺术成为了一种实用。将一切都纳入处于职业规范下，甚至不惜压抑激情与力量，艺术中剩下了机巧，还有什么？
这个世界的人智慧应该不缺，少的是勇敢。因为是否能够选择一种生活，事关自由；是否能够背叛一种生活，事关自由。是否能够开始，事关自由；是否能够结束，事关自由；自由要我们下决心，不患得患失，不怕疼痛。
中国需要一些非常彪悍的个性的人，彪悍到可以独立的与这个时代共舞，参与到里面，改变它，影响它。而不是穿上盔甲，说我是独立的，眼睁睁看着所有的事情覆水难收。
对我来说，获得态度比获得形式更为重要。 想明白用什么方式拍电影和想明白用什么态度看世界永远不可分开。
如何评判影像并不在于它的灯光打得多么漂亮，运动多么复杂，最主要的是看它有没有表达出现实生活的质感，是否具有一种对现实表象的穿透力。
所谓的学问除了增加了他傲视别人的资本外，并不能实际地影响到他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态度。 在这些人眼里，知识就像金钱一样，只是作为一种很实用的流通工具。
许多作品犹如自我抚摸，分散的视点，事实上拒绝与人真诚交流。艺术家的目光不在锐利，进而缺乏关注。许多人没有力量凝视自己的真情实感，因为专注情感，就要直面人性。
一切自然地存在着，只需要我们去凝视，去体会。
我们在看电影，电影中的人在看我们。
有一种电影要求很长时间的积淀，有一种需要闪电般的灵感。
在我身上有所有中国导演的缺点，比如说戏剧性，我很爱戏剧性，我也是看评书看章回小说长大的，但我知道那是一个缺陷，我们把现实简单化了、娱乐化了、传奇化了。
我一直同步记录国民演变的过程，我生活在一个变革的时代，这种变革性要求一个导演很敏感很同步地来判断。我相信我的作品会成为中国标志性的一组建筑物。
